高通量，可復制，降低生物安全等級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越來越多原本棲息在荒野的小型哺乳動物開始在人類居住區安家落戶。赤狐、貉、浣熊、果子貍、刺猬、鼩鼱和野豬，這七類在全球范圍內逐漸適應都市環境的動物，正悄然成為病毒傳播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一項于2026年發表在《Nature Microbiology》的研究論文《A global-scale assessment of zoonotic virus diversity and spillover potential in urban-adapted mammal species》匯集了近450年的分布數據與近兩萬條病毒檢測結果，覆蓋了全球116個國家，首次在大尺度上描繪了這些“城市常客”所攜帶的病毒全貌。

結果顯示，這七種動物體內共檢出286種不同的病毒，其中約三分之一曾在人類群體中被發現，更有14種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高風險或潛在“X疾病”病原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貉在都市生境中攜帶與人類相關病毒的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物種，這意味著城市野生動物可能構成比我們預想中更為嚴峻的公共衛生風險。

現今超過四分之三的傳染性新疾患病原體，其最初源頭都可以追溯到野生生物。在諸多催生跨物種傳播的環境因素里，城市版圖不斷向外延伸這類土地用途轉變，被公認為極關鍵的推手之一。那些漸漸習慣在都市生存繁衍的走獸，因為和咱們日常起居空間重疊度極高，按理說該算作病毒跳到人身上的“最前線”。可惜過往學界眼光大多局限在個別病毒或者單一動物身上，一直沒人做過真正全面的跨國界大盤點。

正是考慮到這點，學者最開始先羅列了大概190種確認能在城里安家的哺乳類，接著分了三個步驟去逐步收窄范圍：特意挑出來這幾類分布版圖夠寬、以前科研關注不算多，卻又早就被發現跟不少知名人畜共患毒種沾邊的代表——也就是赤狐、貉、浣熊、果子貍、刺猬、鼩鼱加上野豬，把它們定為了最終的分析對象。

為了拼出這幅“城市野生動物病毒地圖”，研究人員打通了多個國際和國內數據庫的資源，把已發表的研究、基因序列記錄和物種分布信息全部匯總在一起。在最終的數據集里，共有997篇科學文獻被納入分析，這使得這項工作成為目前同類研究中規模最大、覆蓋最廣的一次系統性盤點。

286種病毒，病毒多樣性遠超預期

圖1.首個關于城市適應型哺乳動物的全球病毒圖譜：研究人員分析了286種病毒后發現，不同物種的病毒構成差異明顯（見聚類分析）。圖中氣泡大小代表病毒數量，顏色深淺則對應其與人類病毒組的相似程度，直觀地揭示了城市化背后被忽視的生物安全風險。

在所有被研究的城市動物中，浣熊堪稱“病毒之王”——它不僅攜帶的高風險病毒數量最多，達到12種，而且其體內的病毒譜系與人類病毒組的相似度也位居榜首。在這份名單里，甲型流感、SARS相關冠狀病毒、MERS相關冠狀病毒等14種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大流行潛力極高”的病原體赫然在列。

研究發現，親緣關系相近的動物往往共享類似的病毒陣容，尤其是副黏病毒、細小病毒、冠狀病毒和星狀病毒等八個病毒家族，在至少四種動物體內都有出現，合計占了全部檢出病毒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1世紀初以來，新發現的病毒種類和相關的科研論文數量都在加速增長，尤其是在2003年SARS和2019年新冠疫情之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這不僅意味著病毒本身在被更頻繁地發現，也反映出全球對城市野生動物病毒監測的重視程度正在持續升溫。

高流行率病毒——副黏病毒科尤為突出

圖2.七種熟悉的城市動物，被這張圖“掃描”出了隱藏的病毒地圖。不同顏色的區域代表各類病毒在動物群體中的流行程度，外圈數字則是對所有現有數據的整體推算。熱圖像警報燈一樣亮起與人類有關的病毒高發區域，而大小不一的氣泡，則分別對應它們在世界的分布范圍和對動物體內器官的偏好，讓人直觀感受到這些“城市鄰居”背后的公共安全隱患。

綜合分析的結果揭開了一些令人警覺的病毒流行規律。例如，副黏病毒在果子貍中的檢出率高達八成以上，在浣熊和貉中也分別超過一半和四成，赤狐和野豬則約為兩成。甲型流感同樣活躍，在赤狐和貉中的陽性率分別達到30%和24%，并已蔓延至18個國家。

更罕見但危險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則在西班牙和波蘭的野豬群中被發現，有近三成個體曾暴露過。戊型肝炎病毒的表現則呈現明顯的“器官偏好”——在野豬體內可影響7個不同器官，而在赤狐中僅見于單一器官，提示不同宿主對病毒的易感部位存在顯著差異。研究還發現，病毒的宿主范圍越廣，它在宿主體內能侵染的器官也越多，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城鎮化對病毒陽性率的影響——因物種而異

圖3.城鄉棲息地病毒風險對比。對比7種動物在城市與野外的帶毒差異。數據顯示，棲息地變遷對不同物種影響懸殊：部分物種進城后感染風險（OR值）顯著上升。預測模型進一步證實，城市化顯著推高了特定物種（如貉）的病毒陽性率，但也存在例外。

這是本研究最具政策含義的發現之一——城鎮化對病毒陽性率的影響并非單向，而是高度物種特異性的：

在所有被研究的城市動物中，貉是最值得警惕的對象。統計顯示，它在城市環境中攜帶與人類相關病毒的概率顯著高于野外（OR=1.24，p=0.033）。這與貉高度依賴人類食物、頻繁出入居民區和與人類及寵物近距離接觸的行為模式高度契合，使它成為病毒從動物世界跳入人類社會的高風險通道。相比之下，浣熊和野豬在城市中的病毒檢出率反而下降，或許與城市對其種群數量的管控或人類活動干擾有關。

病毒溢出與溢回——雙向傳播的系統證據

圖4.研究人員通過系統發育分析，勾勒出城市動物病毒與人類病毒的三類交集模式。模式A顯示病毒可能在人與動物之間反復交叉感染；模式B則表明，部分城市動物病毒已與人類病毒聚為一類，遺傳關系緊密；模式C更為復雜，涉及人類、家畜與城市野生動物病毒的混合聚類，提示多重宿主間的傳播鏈條已經形成。

這張復雜的進化樹，其實是在講述病毒如何在人類、寵物和野生動物之間“串門”。

科學家發現了幾個關鍵劇情：有些病毒在人和動物之間是“互傳”的。比如狂犬病毒在赤狐和人類身上幾乎一模一樣；而諾如病毒則更像是人類傳給了果子貍。還有一種叫SFTSV的病毒，在刺猬身上的基因相似度高達99.4%以上，說明刺猬可能把病毒數量放大了很多倍。

還有些病毒，比如當年的SARS冠狀病毒，在果子貍和人類身上簡直就是“雙胞胎”，屬于直接聚類。

但最狡猾的是“三角套路”。很多流感病毒并不是直接從野豬跳到人身上，而是先經過家豬，再傳給人類。通過分析整個傳播網絡，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82%的病毒傳播都要經過家畜這一環。在所有家畜中，綿羊和牛的地位最高，它們是連接人類世界與野生動物世界的“超級橋梁”，只要它們被感染，病毒就很容易流向兩邊。

本研究受限于部分物種采樣不足（如歐洲鼩鼱）、城鎮化簡單二元劃分及國家級系統發育分辨率等因素，且僅涵蓋中英文獻與哺乳動物，未來需針對貉等高風險的物種開展長期縱向監測，量化人獸接觸率，并結合配對血清學與體外實驗，深入解析關鍵宿主—病毒的傳播潛力。研究雖揭示了城市野生動物攜帶286種病毒（含14種WHO高風險病原體），特別是貉在城市中對人類相關病毒的高陽性率，以及家畜（尤其是綿羊和牛）作為“病毒橋梁”介導82%跨物種傳播的樞紐作用，但這并非一份絕望清單，而是精準的行動指南。它警示我們：城市擴張的代價不僅是棲息地喪失，更在于重塑了病毒溢出界面。將貉等高風險物種及家養動物納入城市常規監測體系，構建“野生動物—家養動物—人類”三位一體的整合防控網絡，是阻斷下一場源于城市街角的大流行病的關鍵所在。

面對城市野生動物帶來的病毒威脅，我們需要更安全、更高效的研究工具。因此，「DIFF CRO」推出了基于VSV載體的假病毒定制化服務，讓原本只能在P3實驗室操作的高危病原研究，得以在普通BSL-2實驗室安全開展。

「DIFF CRO」VSV載體假病毒定制化服務

「DIFF CRO」依托成熟VSV載體平臺，通過基因工程將目標病毒關鍵囊膜蛋白“移植”至VSV病毒載體，構建出無致病風險的“假病毒”，直接將原本需在P3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開展的高危病毒研究，降至普通BSL-2實驗室即可安全操作，徹底打破實驗室門檻。該平臺可為突發疫情應急藥物開發及多靶點候選藥物并行驗證，提供高通量、可復制且大幅降低生物安全等級的解決方案，打破實驗室門檻，加速人獸共患病藥物研發。

服務內容：

表1.VSV載體假病毒構建服務

表2.VSV載體假病毒藥效評價服務

服務案例：

圖5. 「DIFF CRO」假病毒狂犬中和抗體檢測案例

圖6. 「DIFF CRO」假病毒狂犬中和抗體檢測案例（中和曲線）

圖7. 「DIFF CRO」假病毒狂犬中和抗體檢測案例（中和曲線）

病毒資源庫：

表4. VSV載體假病毒資源庫目錄（涵蓋主要人獸共患病病原）

目前，「DIFF CRO」依托成熟的VSV載體平臺，已成功多種人獸共患病假病毒模型。未來，我們將持續拓展病毒資源庫，以高通量、可復制、低生物安全等級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研發工具。通過假病毒技術，我們將P3級的病毒研究安全“降級”到BSL-2，讓更多實驗室能夠參與抗擊人獸共患病的前沿攻關，共同筑牢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防線。

參考文獻：Wei, X., Li, H., Huang, Z.Y.X. et al. A global-scale assessment of zoonotic virus diversity and spillover potential in urban-adapted mammal species. Nat Microbiol .11, 1410–1423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