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奧地利科學家 Madeline Lancaster 首次利用人類干細胞構建腦類器官以來，該領域已歷經多個階段的躍遷：從最初的皮層類器官（cerebral organoid），到可包含丘腦、海馬、下丘腦、小腦等多腦區的復雜模型，研究者已經能夠在體外重建發育早期的腦區分化和信號梯度。2025年7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團隊更是首次將皮質、中/后腦與復雜內皮組分整合，構建出"全腦類器官"（MRBO），其具有血腦屏障早期形成的標志，在實現不同腦區共存的基礎上，更形成了功能性的整合網絡，與人類胎兒大腦的相似性高達80%，成為研究復雜神經發育事件的理想模型²。

圖：MRBO中血腦屏障的早期發育²

事實上，回顧整個2025年，神經類器官領域可謂群星閃耀，重要成果頻出。印第安納大學團隊在 Cell Stem Cell 報道了一種受血管網絡啟發的擴散支架，使中腦類器官在培養180天后仍能維持穩定供氧和活躍放電，解決了長期困擾領域的“壞死核心”問題³。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則在 Nature 上發布了人腦類器官的多光片長期活體成像系統，首次動態捕捉了神經上皮形態變化的全過程，提供了強有力的實時無損追蹤工具⁴。斯坦福大學 Pa?ca 實驗室的研究首次建立了由皮層、丘腦、脊髓和背根神經節四種人源類器官組成的“神經感覺通路組裝體”，模擬外界刺激到中樞反射的完整過程⁵。這些成果果共同標志著神經類器官已從“結構學”階段跨入“功能性網絡”階段，模擬對象從靜態腦區擴展到了動態神經環路，已經進入可交互、可學習的階段。而未來，更是有望正式介入“智能化類腦系統”，或者說類器官智能（OI）的探索階段。

圖：熒光標記腦類器官的長期活體成像⁴

OI的概念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團隊于2023年創造式提出。他們認為人腦類器官在少量不確定性數據處理、儲存、高精度計算能耗、生產工藝、時間和成本效益等多方面均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文章指出，3D培養的神經類器官具有與真實大腦相似的細胞密度，表現出與人類早產兒腦電圖（EEG）相當的腦電波模式，有望作為下一代生物計算機的體外硬件模型。

圖：OI概念結構⁶

在技術飛速發展的基礎上，從自閉癥、精神分裂癥、帕金森病，到寨卡病毒感染引起的小頭畸形：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研究開始倚重神經類器官進行建模探索。而神經類器官不僅具備重塑疾病研究范式的潛力，更有望走出生物實驗室，跨入智能計算、腦機接口乃至類器官智能的新紀元。整個賽道炙手可熱，潛能巨大，足以改變我們理解“思考”的方式。

但與此同時，恰恰因為它所模擬的是人類最復雜、最敏感、也是最根本的器官——大腦，一切突破都不再只是技術問題。我們正在觸碰認知、意識與身份的邊界，而現行的監管體系對此仍幾乎空白。如今，人類第一次擁有可在實驗室中培養、可在芯片上學習的“類腦系統”，這無疑令人振奮，卻同樣需要謹慎。唯有在透明、公正、前瞻的倫理框架下，這項技術才能真正為人類所用，而非走向爭議與失控。

Science論文拋出的核心問題，是“感知”與“意識”的可能性。

研究者指出，雖然目前的神經類器官遠未達到可體驗痛覺或產生意識的程度，但隨著體積增大、連接加深、發育時間延長，其電活動模式已逐漸逼近低等動物的復雜度。尤其當實驗對象逐漸從活體嚙齒動物轉向非人靈長類動物，這些擔憂也日益加?。焊蟮拇竽X、更大的類人腦物質團塊以及更高的整合程度，都增加了出現意想不到結果的可能性。若未來通過血管化或長期培養形成更高層級的回路結構，“是否可能出現某種原始形式的意識”，將成為必須提前面對的議題。

人類干細胞衍生的組裝體模擬了大腦皮層和紋狀體之間的連接形成，這兩個腦區是參與運動和適應性行為的關鍵腦區¹

2025年8月16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團隊發表論文，首次系統性證明，人類iPSC來源的神經類器官具備構建學習與記憶的必要要素，包括突觸可塑性、即時早期基因（IEGs）的激活、網絡連通性以及所謂的“臨界狀態”。據稱該結果為OI的構想及未來的活體計算單元T提供了堅實基礎，但另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當實驗室的神經類器官達到類似規模，人類社會該如何界定其“感知權利”？目前的監管框架對此一片空白。

圖：神經類器官具備學習與記憶的底層基礎⁷

第二類爭議來自于跨物種移植實驗。

現有神經類器官移植絕大多數仍集中在小鼠模型；移植至非人靈長類的實驗數量極少，但由此帶來的倫理敏感度遠高于其他物種。但Science評論依舊警告稱，這類實驗可能帶來“人性化動物”的風險：如果移植細胞數量過多或在關鍵腦區建立長期連接，宿主動物可能出現行為或認知改變，甚至被公眾視為“半人化個體”。這不僅挑戰動物福利倫理，也對傳統動物實驗監管提出新難題——

當宿主動物的神經活動中部分來自人類細胞時，是否仍適用現行的動物實驗審查標準？

所有神經類器官均源于人類干細胞。Science作者團隊指出，當前的捐獻同意程序仍停留在通用模板：受試者簽署允許“用于研究目的”。然而，當這些細胞被用于生成人腦樣結構，甚至被移植入動物體內時，部分捐獻者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情感與身份沖突。盡管“類器官可能保留捐贈者記憶”屬于不科學的公眾誤解，但仍需要在知情同意環節被清晰解釋。研究建議，應當重新審視“特定用途知情同意”的必要性——在神經類器官這一特殊語境下，捐獻者有權選擇拒絕其細胞被用于高敏感度或跨物種實驗。

當前，神經類器官研究的“地理分布”已經高度全球化。美國與歐盟實驗室聚焦機制研究與倫理討論，FDA及NIH已多次出臺政策、并設立類器官中心以每天100,000個樣本的速度進行規?；a和AI參與的深度分析。10月，美國FDA首次將類器官數據作為重要支持證據之一，批準某抗癌新藥聯合療法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這是類器官在監管體系中角色的突破性進展；與此同時，亞洲（尤其是中國與韓國）在器官組裝與移植領域快速追趕，10月中國國務院新出臺的《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更是在政策角度上為神經類器官等新技術的發展注入了提速新動力。

NIH宣布成立全美第一個類器官中心的公告首圖即為神經類器官成像

而就在本文發布后不久，2025年11月11日，英國政府對外公開發布了一項旨在加速淘汰動物試驗的戰略路線圖（Roadmap for Phasing Out Animal Testing），明確將在2030年前以更快步伐推動非動物替代方法的研發與應用。該計劃共計將投入7500萬英鎊專項資金支持，計劃中明確提到器官芯片、人工智能及3D生物打印等新技術。

本次路線圖出臺，標志著英國正式將類器官、器官芯片與AI建模納入國家監管戰略框架，成為推動動物實驗替代的關鍵支柱。

2021年，國際干細胞研究學會（ISSCR）與美國國家科學院（NASEM）已發布相關倫理指南，但兩者的適用范圍仍偏重傳統干細胞與胚胎研究。Science文章指出，ISSCR對“純體外培養類器官”僅要求備案而非審查，未覆蓋多腦區組裝體與大型神經系統結構；而NASEM雖然提出“需持續社會討論”，卻未能形成常設機制。換言之，在這項發展速度遠超監管演化的技術面前，全球仍處于制度性滯后狀態。

在此基礎上，本文作者們呼吁，成立一個長期國際監督機構，由科學家、法律專家、哲學家、社會學家及公眾代表共同組成，定期（如每半年）發布技術與倫理更新報告，舉辦跨國研討會，并建立公眾溝通機制以減少恐慌與誤解。

這一機構可借鑒人類基因編輯監管體系——2018年WHO曾成立專家委員會制定全球治理框架，成功促成“國際基因編輯共識”，暫停了高風險胚胎實驗。同理，神經類器官領域也需形成跨國、跨學科、跨文化的持續監督體系，而非一次性的政策審查。

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家、干細胞生物學家、也是本次 Science 評論的合著者 Sergiu Pa?ca 指出，隨著政府不斷推廣人類干細胞模型，加入神經類器官領域的新實驗室正在迅速增長。十年前，這還是只有幾十個團隊的小眾方向，而如今，全球已有數百個實驗室在同時推動這項技術前進。研究力量的擴張意味著創新速度將繼續被放大。

但正因如此，問題也更加緊迫。Pa?ca 強調：“技術的推進遠比我們預期更快，而我們對這種速度的理解與治理都還不夠成熟。建立持續的、國際化的倫理與監管框架，已經從‘必要’變成‘緊迫’”。”

類器官技術的初衷，是讓人類更好地理解自身大腦、治療精神疾病與神經退行性病變。正如Science作者在結尾所言：“這一領域的持續監督與公眾對話，既是科學的保護，也是科學的責任。”

隨著研究不斷加速、規模持續擴大、跨物種和類腦功能實驗日益增多，神經類器官正從基礎研究邁向潛在應用的前沿。技術進步越快，治理體系越不能滯后。在下一階段，全球需要的不只是法規，更是一種持續性透明機制——讓研究者、倫理學者與社會公眾共同參與定義：

當實驗室一步步造出越來越像“人”的腦組織時，我們究竟在塑造什么樣的未來？